原创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最后怎么处理的
香港当局在中印双方的协助和敦促下，为侦破此案作了一些努力，但终未将主犯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后来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员，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了事。
处理：
1955年5月18日，中国政府的代表熊向辉和印度政府的代表高先生抵达香港。当天下午，高先生将中国政府关于该案的综合情报材料面交给了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当晚，香港当局即开始逮捕国民党特务。
香港当局从5月18日起至6月1日，共拘捕审讯88人。经过反复调查、审讯、核实，“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终于真相大白：飞机爆炸确系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目的是暗杀周恩来。其主使为周斌成，具体施暴人是周驹。周驹作案得逞后，未等到下班，便匆忙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坐接应他的汽车逃走，潜避台湾。
由于周驹是在港方通缉以前就到了台湾，港局只能要求台湾方面将周驹送回香港受审。台湾方面则在12月14日通知英国驻淡水领事馆称，英国和台湾不存在引渡条约，这一要求无法律依据，拒绝了港方的要求。周驹在台湾保安单位的“保护”下，逍遥法外。其父则在情报人员的安排下，于案情曝光后安全偷渡赴台。父子俩抵台后，立刻改姓埋名，定居台湾。
香港当局在中印双方的协助和敦促下，为侦破此案作了一些努力，但终未将主犯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后来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员，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了事。更可惜的是，始终不能查明这一案件真相及其幕后主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
后据谷正文透露，被“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吓了一大跳的香港政府总督，曾与台湾在香港情报网的最高督导王新衡达成了一项口头交易：对于台湾情报人员，香港可以破坏组织，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湾自行处理。如果香港政府答应放台湾情报人员一马，则台湾情报人员保证不在香港再搞炸机、杀人、放火等恐怖行为，并停止印制伪港币。
扩展资料：
事件：
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执行包机任务，从北京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原定乘载中共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万隆会议。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工买通的一名启德机场清洁工按照其要求将炸药安上飞机。
机上乘载了8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全部为参与万隆会议的中方代表团人员和记者），但是暗杀目标周恩来本人却因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临时秘密改变行程，经昆明取道缅甸前首都仰光赴万隆参加会议。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约5小时后炸弹爆炸，导致飞机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的地方局部着火；正在距海面18,800英尺高空飞行的飞机被迫紧急在海面上降落，最后11名乘客全部遇难，只有3名机组人员生还。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万隆会议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下）
百度百科-克什米尔公主号
二、“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的空难事发
1955年,由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五国发起的亚非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国政府决定派团出席。中国政府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率队从昆明准备前往缅甸首都仰光,而另一路中国政府代表团部分成员和记者则按照原计划搭乘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印度尼
西亚。
4月11日晚上,周恩来接到从北京外交部打来的电话报告说:克什米尔公主号突然失去了联系,情况不明。
就在这时候,路透社新加坡11日午夜的电讯也刚好传来,这条电讯说: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在北婆罗洲西北的海面失事,机身坠入海中。机中11位乘客,包括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该机8位机组人员下落不明,恐已全部遇难。
印度尼西亚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向北京和印度航空公司通报了情况并立即展开搜救行动。英国政府在接到了港英当局的紧急报告后,也立即派出了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国皇家空军、海军的飞机和护卫舰丹皮尔号前往出事海域参加搜寻与营救。
4月12日清晨,搜救人员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处印度尼西亚纳土纳群岛的斯达瑙附近发现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机身坠入离海岸一公里的水中。护卫舰丹皮尔号相继找到了3具尸体,一具是飞行机械师顿哈,一具是空中乘务员毕门塔,另一具则无法辨认。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发生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震惊和谴责,同时也使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万隆之行陡然加大了危险系数,但中国政府在空难之后并没有被恐怖威胁所吓倒。
4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万隆。1955年4月18日,世界为之瞩目的亚非会议如期开幕。
在紧张的会议当中，周恩来仍不时关心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情况。当时，奉命前往新加坡处理善后事宜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来到万隆，周恩来在听取了他的情况汇报后，满怀深情地说：“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主的事业牺牲的。”周恩来嘱咐申健，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的骨灰带回北京。
在亚非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即4月19日午后，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封署名为“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信，信中说：3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党总统府之命，组织了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还领到印尼币20万盾，且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代表团立即对这封来信进行了研究。尽管此信内容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根据当时的安全形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于是，代表团一面通知印尼方面，要求加强安全保卫，一面召开内部会议制定安全防范措施。
印尼方面非常重视，立刻加强了对万隆的外围警戒，并抽调了大量警力防范，专门派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同时，如果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一至两辆宪兵吉普车随卫。成元功回忆说：“为保证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弦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我们所带的手枪都是子弹上了膛的。我们总是紧紧跟随在总理身后，在情况复杂时我们往往干脆把总理包在中间。”
值得欣慰的是，美蒋特务的暗杀周恩来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且亚非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三、“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的生还者的记忆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搜救和打捞工作迅速展开,不久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在空难搜救现场,意外地找到了客机上的生还者。
克什米尔公主号生还者,印度航空公司的维修工程师卡尼克1958年撰写了回忆录《克什米尔公主号》。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客机失事亲历者的真实回忆,也为人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55年4月10日午后,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孟买机场起飞,经停加尔各答。4月11日清晨飞抵泰国首都曼谷,然后,克什米尔公主号又从曼谷飞往香港,抵达香港的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时分。
卡尼克在回忆录里写道:飞机刚停稳,香港航空公司的工人们就围了上来,他们大部分是中国人。有的检查引擎,有的量机油,其余大部分人在擦引擎外面的废机油。但是,让卡尼克感到有些蹊跷的是,当他们机组在启德机场候机餐厅吃饭的时候,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闯进来。这个人四处打听乘坐飞机的中国代表团的情况,当得知飞机准备起飞时,他急忙冲出餐厅。
1955年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飞向雅加达,空中飞行时间预计7小时。这是当天香港启德机场唯一起飞的航班。
北京时间4月11日下午5时30分左右,飞机正在离海面5000多米的上空飞行,从舷窗望出去,飞机正在穿越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海域。就在这时,飞机出事了。
卡尼克在回忆录里写道:“忽然轰隆一响,传来一阵沉闷的爆炸声。”卡尼克发现机舱里的冷气管开始冒出白烟。卡尼克马上冲进驾驶舱,向机长杰塔报告说,他怀疑是后行李舱起火,杰塔机长异常冷静地命令顿哈前去灭火。领航员派塞克从机舱跑过来报告说,机舱右翼发动机吊舱后面起火。
克什米尔公主号上的大火已经失控,凶猛的火焰席卷整个飞机。当杰塔机长从客舱回来,重新坐到正驾驶的座位上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指令是立刻发出飞机失事信号,第二个指令是采取非常措施,让飞机在水上迫降。因为附近没有可以降落的陆地,距离最近的新加坡有350英里。
机舱里所有乘客都已经穿上救生衣。正在机舱里查看情况的卡尼克大吃一惊:熊熊燃烧的大火已经接近飞机的主油箱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液力系统、电器系统相继失灵。机身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在黄昏的空中不断翻滚着,驾驶舱里已经充满浓烟。
机长杰塔、副驾驶员狄克希特在极力控制着飞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在他们最后迫降水面之前,杰塔机长决定再次发出电讯,向雅加达空中管制中心报告他们迫降的确切位置。但是狄克希特发现无线电已经坏了,飞机与地面联系中断,这时距离雅加达约一个半小时的航程。
在生死关头的最后瞬间,飞机机舱四壁已经被烤得通红,无数长长的火舌喷来喷去。机长杰塔命令把机舱内的所有紧急出口和乘务组座舱的门统统打开。这时,滚滚黑烟进入座舱和机舱,飞机的前方能见度模糊不清。机长想拉平飞机向左转弯企图将飞机降落到附近靠陆地的地方。尽管机长作了最大的努力,但机身毁坏严重,完全失控,随着一声呼啸,飞机像一团烈火冲向海面,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裂为三段,坠入大海。
卡尼克记录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最后时刻。当时,他要打开紧急出口:“飞机离水面只有几尺了,连走到机舱门口都来不及了。我很清楚,飞机随时都可能和水面相撞。我只有站在那里,听天由命。心里明知很危险,后面是发动机,飞机一撞到水面,螺旋桨还在转,机身还会前冲,假如飞机一歪,那发动机和螺旋桨就会把驾驶舱打得粉碎。我被关在了领航员室里,无法出去。我突然想到,这回必死无疑了。突然,我听到飞机撞在水面的声音,地板好像翘了起来,我一下子滚到水里。顿时,我觉得有很多金属片从头上掉下来。”
当卡尼克从水中钻出来的时候,他看到的情景是:“在飞机接触水面时,一个机翼脱离了机体,这使得飞机深深扎进了海里,我不敢跳海,虽然当时大约离舱口只有五英尺,我怕被划伤。等到飞机扎入水里之后才游出来,当时我感到无数的东西砸在头上,我不敢冒出水面,又潜游了好一会儿才冒出水面。当时我发现海面上有很多行李箱,着火机翼坠落海面,海面上一片火海,我才想起自己穿着救生衣,我记得那时人人都穿着救生衣,可是即使有救生衣,在乘客舱里的人也没有生还的机会,因为他们上浮的时候会被上顶板挡住。
卡尼克能够活下来,那应该是个奇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中,奇迹般生还的还有两个人:副驾驶员狄克希特在飞机坠海后,猛力踢开身旁的滑动窗,拼力钻出水面得以生还。领航员派塞克也从坠海的飞机中死里逃生。
他们3个人彼此鼓励着,在鲨鱼出没的大海中,在落日余晖下,朝着远处的岛屿游去,最后终于游到一个无名小岛,被当地土著居民救助,最终被送到了英国商船“太朴号”上,并从那里被英国一艘参加克什米尔公主号搜救任务的护卫舰丹皮尔号接走。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中牺牲的8位中国人中,其中5位是记者,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和平年代以身殉职的新闻记者。
四、“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死亡人员名单
解密档案显示共有11名中外人士遇难，其中包括8名中外记者。
沈建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
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李丙衡（李平）：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
杜宏：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
郝凤格：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
钟步云：总理司机
石志昂：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
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拟提副科长）
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
严斐德：奥地利记者
斯塔来茨：波兰记者
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始末的内容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